儘管這些令人矚目的成功和之後近二十年的活躍，國際反精神醫學運動仍在八十年代初期不論是可見度及影響都開始大大削弱。組織化的精神醫學，藉著解決一些反精神運動的主要訴求，已能夠某種程度上將其化解。採納了生物心理社會模型也縮小了精神分析學派和生物學派的專業人員之間的鴻溝。神經傳導物質的發現和精神分裂病攣生子登錄研究提供「精神分裂病至少部分為生物學導因」以支持。由於比較性研究未能支持療效和遲發性運動障礙(TD)變得更明顯，精神科醫師大幅減少所開立抗精神病藥物的劑量。電痙攣治療和精神外科(psychosurgery)在治療選項成為點綴，而強制性住院也只在嚴格的的司法督察下執行。（此處未提及的是精神科藥物製造藥廠的角色。減少使用的抗精神病藥物是所謂傳統抗多巴胺藥物，ＴＤ只是減少用量的部份原因，更大原因是這類藥物的製銷已無利可圖，不值得促銷。現在枱面上的新一代藥物，療效其實未必更佳（clozapine除外），副作用也逐步浮現，但其產銷仍有高利潤，故仍由美國開始推行全世界之中。最可惜的是電痙攣治療，在「飛越杜鵑窩」電影中被妖魔化至今，讓如此有效的治療進了冰凍櫃，成了精神科治療選項中聊備一格的展示品。）
但到目前為止讓反精神醫學運動敗亡的最重要決定因素是它喪失了基礎廣泛的支持。反精神醫學運動很大程度是源自它與其他激進的左派聯盟的密切關係，經由聯合與成員重疊，才支持了此運動。隨著其他學生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同性戀運動、和黑人聯盟等的衰落，反精神醫學運動不再能依靠反主流文化運動的支援。全球激進左派的烏托邦式遠景，已被新興的保守政治風潮取代。由於反精神醫學運動的存在理由本質上是非主流，它與當日其他好鬥的運動一樣，有著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的風險。
苦苦掙扎中的反精神醫學聯盟亟思重振聲勢，它迎來急需的合作者──精神健康消費者權益運動。這是20世紀初由曾為病患Clifford
Beers創立，它與「反精神異常庇護組織(the Anti-Insane Asylum Society)」與「精神衛生國家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Mental Hygiene)」合作，已促成了國際性精神健康的重大改革。它運用政治聯盟和遊說的戰術而非對抗，得到已經厭倦於公民不合作作法的保守派政客之青睞。此運動的病患互助觀點促成了對健康健康治療費用的越加關注。
但消費者權益運動者認為反精神醫學運動是「主要是學者們的智識層次實踐」。他們想讓此運動掌握在曾為病患的人手中。他們沒有興趣被那些在反精神醫學運動期間幾乎未「伸手協助苦苦掙扎的前病患」的精神科醫師知識份子領導。結果是：當反精神醫學運動由校園為基地演變為以病患為根基之時，其創始人也被邊緣化成了旁觀者。Appelbaum在1994年的觀察：「超過三十年之後，現在.Szasz、Laing、以及他們的同僚已不再是中堅了----而且----大多數大學生和研究生從未聽過他們或他們所主張『精神疾病是社會造出的迷思』之論點」。
（在生物病因論席捲精神醫學界的此時，這實在值得深思。精神分裂病與雙極疾患需要藥物治療是無庸置疑的，因為它們確為腦部生物性變化的產物；但藥物濫用呢？網路成癮呢？適應疾患而憂鬱呢？人格疾患呢？畏懼症呢？創傷後壓力疾患呢？--------分辨這類精神障礙的心理社會因素，不但重要，更為必要，而治療也不要只獨沽藥物一味。我們精神科醫師們也要小心，不要只作貼診斷標籤及開藥的醫匠。）
超過五十萬患者從庇護所釋出，這為新的反精神醫學消費者聯盟增添新血。許多前患者憤怒於他們曾遭遇的強制性治療，並尋求支持及認同，這些人正是反精神醫學訊息的理想傳播者。他們加入當地消費者權益激進團體，而新的前病人領導者紛紛出現。國際支持聯盟(Support Coalition International)的創立者Leonard Frank曾經歷超過 80次的胰島素昏迷和電痙攣治療，成了電痙攣治療最新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前病患Judi Chamberlin是，精神病患解放陣線(the Mental Patients Liberation Front)的共同創始人，則推動了「我們自己作主(On Our Own)」運動：精神健康系統改由病患來掌控。
（電痙攣是有效的治療方式，先決條件是在正確的治療適應症之下。對於幻聽、憂鬱病melancholic depression、自殺、拒食、緊張症catatonia，其療效勝過任何精神科藥物；但用於妄想、激躁不安、甚至人格或行為問題，則不僅無效，也不應該。）
在美國此運動的開展年代可看到「倖存者」通過眾多小而分散的團體鼓吹其反精神醫學及自決權的訊息，這些團體包括「瘋狂者解放陣線(Insane Liberation Front)」、「精神病患自由計劃(Mental Patients' Liberation project)」、「精神病患解放陣線(Mental Patient's Liberation Front)」、和「反精神醫療迫害聯盟(Network Against Psychiatric Assault)」。零散的網路溝通是經由年度「人權及精神醫療壓迫研討會(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and Psychiatric Oppression)」(從1973 年至 1985 年)、由前病患運作的「瘋狂者網路新聞 (Madness Network News)」(從 1972 年到 1986 年)，以及由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 提供經費的精神健康消費者「另類」年度研討會（從 1985 年到現在）。從加拿大之後到歐洲，類似的團體風起雲湧地出現，而「倖存者(survivor)」這名稱招致更多公眾批評，因其引發與納粹大屠殺的聯想。此運動尋求整合的統一媒介。
越來越多經由網路的「全球社區」提供了這樣的媒介。眾多激進的反精神醫學網站，諸如：「國際支援聯盟(Support Coalition International) 」、「人權公民委員會(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反精神醫學聯盟( Antipsychiatric Coalition)」、「國際心靈自由組織(Mind Freedom
International)」等，聯繫了30多個國家的反精神醫學運動。它們有能力在瞬間達到數以百萬計的影響，這意味著「儘管它只是溫和的計數人頭，此消費者/倖存者運動-----針對精神健康照顧系統施加了重大的社會政治影響力」。反精神醫學運動被激進化而非政治化是過去固有缺陷，激進的消費者權益運動者則避開上述缺陷，一直與更保守的消費主義組織 (如：在美國的「精神疾病全國聯盟 (National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 Ill) 」及在英國的「精神健康基金會(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保持非正式的聯結。主流的消費者權益組織經由努力在基層遊說和立法宣傳，受益於這種非官方關係。
這種聯合努力效果顯著。1986
年倖存者-反精神醫學-消費者主義三巨頭成功使國會為全美國的精神疾病患者通過了獨立的保護和權益方案。針對虐待病患指控而進行調查的權益調查團，成員至少 60%是前精神疾病患者或其家屬。
在 2000 年，負責向總統和國會提出建議的聯邦獨立機構「全國殘障者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Disability)」，聽取了倖存者強力反精神醫學的證詞，「描述精神疾病殘障者如何在機構內被毆打、電擊、隔離、監禁、約束身體、強姦、被剝奪食物和使用浴室權利、及身體及心理的虐待」。委員會的結論是「精神疾病殘障者其權利常規被剝奪，這是其他殘障者不曾承受的-----美國社會對待精神疾病殘障者的方式已構成國家的恥辱及國家的緊急情況」。
激進的消費主義者主導讓聯合國大會1991年通過了「保護精神病人及改善精神健康照顧綱領(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ental Health Care)」。在 2002 年，山達基(Scientology)教派資助的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成功上書請求聯合國秘書長每年向大會提交人權進展情況報告，包括有關精神病患的狀況。
精神醫學組織已發現與不斷演變的激進消費主義運動者之間很難有建設性的對話。精神醫療專業人士將消費主義團體被視為極端分子，其論點沒有科學根據又沒有固定的領導者，這群人只是不斷試圖限制「精神科醫師照顧嚴重精神病患的工作」。精神醫學繼續反擊反精神醫學運動者對於強制住院、電痙攣治療、在兒童開立刺激劑和抗鬱藥物、在成年人開立抗精神病藥物等的反對無稽之談。
相反的，激進的消費主義者仍不軟化他們反精神醫學的態度。在他們看來，這生物學取向專斷的專業，已從它們忽視和虐待的患者獲利甚多。他們看待自己為「最後的少數群體」，不公平地被偽科學的分類系統污名化，被拒絕自我選擇；他們無疑仍會繼續在全球的精神健康服務系統內扮演其堅定監督的角色。
（感想：精神醫療自認為了個案的精神健康作了很多努力，卻有時不受肯定，難免委屈甚至憤怒。但個案的福祉與其自主權之間該如何拿捏？若我們將芸芸眾生的精神健康與人生幸福都列作我們的責任，將可能導致人生不幸福的因素都納入精神疾患而給我們介入的理由（以藥物？），這樣的異議聲將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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