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自我：
Laing在他橫跨英美兩國的暢銷書「理智與瘋狂的存在分析(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中指出，精神病患者可以用下兩種方式之一看待：「你可以將他的行為視為一種疾病的『病徵』，或將其視為表達其存在。」對Laing來說，妄想不是疾病的病徵，而是針對其『無法逃避又具迫害性的社會規範』的可理解反應。
如果 Laing正確，那麼精神分裂病即不是疾病，而是此人為了個人自由的存在性戰鬥，因而邏輯上它應可以經由社會性修整而治癒。（現在的觀念，所有的疾病都有著生物心理社會各因素為其病因，精神疾病尤其如此。在強調現存精神疾病觀念的不當時，舉精神分裂病實在不明智，畢竟精神分裂病的生物學因素大到無法忽視，而其臨床表現異常到難以讓人信服此病只是患者針對其生命狀況的獨特反應。當時Laing等人若以適應疾患或輕鬱症為切入點，則其論點將更有說服力了。）Laing經由費城協會(the Philadelphia Association，他與Cooper在1965 年所創立)在全英國設置了超過 20 個治療性社區，在那兒工作人員與患者是處於平等地位，患者使用任何藥物治療都屬志願。1972年的電影「庇護所(Asylum)」描述了在其中一個社區停留七周的情形。
其他精神分析師也探索環繞精神疾病的社會背景。最近被任命為紐約州立大學教師的Thomas Szasz，在 1957 年寫了他最具影響力的論文「精神疾病的迷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在之後三年，它被至少六個精神科期刊拒絕，包括美國精神醫學雜誌(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最後才在 1960 年被美國心理學家雜誌(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接納並刊出。當反精神醫學運動越趨高漲，這篇文章成了他用相同名稱(精神疾病的迷思)寫的暢銷書的核心，並成了此運動最風行的口號。
因為精神分裂病並未表現出明顯的腦病變，Szasz 相信將其分類為疾病，是因為組織化的精神醫學為獲得權力所虛構。國家為了尋找一種辦法來排除不合作者與異議者，才讓精神醫學的強制作法合法化。Szasz將此比擬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the Spanish Inquisition)造成的精神醫學與政府狼狽為奸，稱之為「最具破壞力的單一力量，在過去 50 年已影響了美國社會」。「精神醫學與政府之間作出陰謀勾結」的概念相當有吸引力，而被當作反主流文化運動的圖騰，Timothy Leary在 1961 年正要離開哈佛大學之時，寫信給 Szasz，稱許道：「『精神疾病的迷思』這本書是精神醫學史最重要的一本書......或許......是二十世紀出版的書中最重要的一本」。
Szasz引述「政教分離」的原則，質疑在「政府與精神醫學」之間也同樣應有明確的區分。否則國家最終將為了其自身目的而腐化精神病學，一如之前發生於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狀況。作為預防措施，Szasz在 1971 年發起組成自由黨(the Libertarian Party)，在其論壇呼籲停止政府與精神醫學共謀的思想控制操作。
（納粹的人種淨化惡行，不只針對猶太人，也針對智能不足與精神病人；而蘇聯曾以下面的邏輯：「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天堂，每個明理的人都能體會這一點。若不能認識此點，此人的精神狀態必有問題。」而將大批政治異己者以精神異常的藉口長期監禁或下放勞動改造，當時蘇聯精神醫學界確曾屈意配合，這是精神醫學界不能否認的黑暗歷史，我們必須當心其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地方重演。）
另一些參與「反精神醫學運動」的人則更嚴厲譴責。在1969 年，山達基教派(Scientology)魅力十足的創始人L. Ron Hubbard寫道：『每一個現存機構內的精神科醫師...都應被提審並被判決犯下勒索、殘害、和謀殺罪。』Hubbard 和 Szasz 共同創建了現仍十分強大的公民人權委員會(the 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鼓動因為反人性的罪行而逮捕並監禁精神科醫師。
（山達基教派的維基簡介請參考：
據說現在國內精神科診所門口有人發放反精神醫學的傳單，極可能為其信徒）
它與其他當代的維權團體形成聯盟。在 1970 年 5 月，反精神醫學運動的數百成員加入同性戀權益申張活躍人士的行列，在美國精神醫學會第 124 次年會會場外形成人鏈，阻止精神科醫生進入會場。在第二年一個類似的場合，同性戀運動家Frank Kameny 占據講臺，為了DSM分類系統將同性戀視為一種精神科疾患，宣言要針對精神醫學宣戰。試圖停止這些抗議，美國精神醫學會成立一個專案小組，在 1973 年，經由表決58%贙成而通過正式將同性戀排除於精神疾病之外。
Kesey 1962年的小說「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讓精神醫療刻意虐待病人的印象更深入人心，也促發了精神健康公共政策的改革。David Bazelon是一位權力很大的哥倫比亞特區國家上訴法庭的法官，他宣稱強制的精神醫療臨床作法讓他感到不安。他在 1966 年Lake v. Cameron一案中建立了案例，要求所有的精神科治療都必須盡可能在禁制最少的設置中進行。在七十年代初，反精神醫學的律師Bruce Ennis創建了「精神健康禁制」。它的目標是徹底廢除非自願住院，或為確保安全而藉著讓強制住院太困難以防止其發生。它和其他倡議預示了成千上萬的病患由州立醫院被釋放。
歐洲的去機構化則在十年後發生。義大利精神科醫師Franco Basaglia是主要倡議者，他在Trieste的庇護所工作時，開始相信「精神疾病不是病，而是人類需求的一個表現」。在之後十年他親自策動一個在義大利的反精神醫學運動，促成了 1978年的「義大利國家改革法案(Italian National Reform Bill)」，禁止所有的庇護所及強制住院，並建立了社區醫院的精神科，都限於 15 個床位。這個在義大利的精神健康服務重整導致了「民主精神醫學運動(democratic psychiatry movement)」，在整個歐洲、紐西蘭和澳大利亞數以百計的精神科機構被關閉，其中包括庇護病床數目最高的愛爾蘭和芬蘭。
（這說明了八十年代去機構化運動的部份背景，未說的是另一原因是機構化的費用讓政府不能負荷，讓美國政府樂得在此反對聲浪中將精神病患者由機構釋出，美其名為回歸社區，其實就是讓其自生自滅。這現象至今仍延續中，故在美國甚至台灣精神病患者與藥酒癮者構成了路倒者的一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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