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醫學書籍翻譯經歷(1)

民國七十六年我在台北巿立療養接受精神科第一年住院醫師訓練。當時國內精神科還是小科，臨床工作人員並不多，中文教科書也沒有幾本，住院醫師們學習時必須直接啃英文書。當時的精神科診斷系統在衛生署官方及公勞保都是ICD-9-CM，可是臨床及研究上則是使用DSM-III-R(美國精神醫學會制定的精神疾病診斷準則第三版修訂版)。每位住院醫 師的 醫師服口袋中都放了一本DSM-III-R診斷條文的小冊子，以便隨時查閱。臨床討論時聽到資深醫師評論個案的診斷之時，就悄悄從手袋掏出手冊翻閱。久之熟悉了這些條文，主持晨會時對著護士們也能放膽說個幾句英文名詞，看來也有模有樣。

但隔著一層英文究竟有些麻煩，我就把臨床常遇到的診斷準則翻譯成中文，作成小卡片，查閱時果然方便多了。某次個案討論時，一位職能師好奇的要了我的卡片，瞄了一眼就如獲至寶似的要求借回去抄一遍；我才驚訝原來非醫師的精神科工作人員也對DSM-III-R有需求，只是受阻於外文書的隔閡。數週後我在公館合記書局台大店瀏覽架上眾多外文書時，一時興起，拿了DSM-III-R手冊的原文書，問當時正在忙碌的吳老闆：『這書翻譯成中文，合記有興趣嗎？』吳老闆的反應可說是喜出望外，雙方略為商議，就敲定了合約。我隨即全力投入翻譯，最先還爬格子寫稿紙，那時恰逢個人電腦開始普及，我就狠下心來把倉頡輸入法練熟，之後改成直接電腦前寫作，大大加快了翻譯的速度。總共花了半年多時間，將全書譯成。



合記出版後，竟然十分暢銷，幾年時間刷了六七千本。當時北市療 許多非 醫師醫療人員也都口袋放上一本，我同期的住院醫師就埋怨我：『你害我開晨會時都不敢評論什麼了，每次我話還沒說完，有人就從口袋裡掏出你那本寶貝書來，害我毛毛的不知有沒有講錯。』哄笑之餘，我心裡還是很得意的。

    臨床精神病理學是精神科第一年住院醫師訓練的重頭戲，當時讀書會的教材是Fish教授的遺著「Fish’ Psychopathology」(這位英國老教授當時已過世)，每個住院醫師要輪流唸分到的章節。當時我不知手邊五弟(心理師)給我的影印書是第二版，而其它人則仍用北市療圖書館的第一版，所以輪我唸時，講到第二版多出來的部份，其它住院醫師及指導醫師都怪異的盯著我。因為唸書時沒時間停下來翻譯，我會先把分到的章節翻譯出來，到時直接唸譯稿即可。譯了這麼多章節，只用一次實在可惜，加上感覺精神病理學的中文書當時很少，就去問合記有無出版意願。或許第一次DSM-III-R手冊的成功給雙方都帶來信心，就簽了約，之後我花了一年多將「Fish氏精神病理學」譯出。或許這本書的適用讀者群較狹窄，出版後銷路平平，但也再刷了一次。